Sandra律师团队秉持“治疗性法学”办案理念

这两年我们团队一直在思考一件事：

“在加强自身硬实力为当事人提供更好的服务之外，如何在中国的离婚案件中，真正落实团队成立之初定下的“以人为本”和“治疗性法学”的办案理念，让法律程序多一些温度。”

2025年11月，我们参加了第六届PCE（Person-centred and experiential (PCE) approaches）欧洲研讨会（6th PCE Europe Symposium Glasgow 2025），这是一个由PCE Europe组织举办的跨领域学术交流活动。

会议的核心，是探讨如何在各行各业——尤其是心理咨询领域——实践“以人为本”的方法。这对我们团队一直在探索的“治疗性法学”方向启发很大，也让我们更深一步地审视我们作为律师的角色。

以前，我们团队的律师们会普遍认为：

好律师就是足够真诚、能与我们的当事人共情、并提供专业支持。

但通过会议交流，我们意识到了此前想法的片面性：

律师做得好不好，关键不仅仅在个人技能有多强，更在于我们与当事人的互动质量。

这个想法的转变是源于我们团队负责人在会议中一个主题为《做自己》的分享。

她提出一个深刻的观察：

现实中，我们常常为了被认可、被接纳，而被迫遵循一些潜在的规则，只展现部分的自我，在不同场合扮演“合宜”的自己，隐藏了更复杂的真实感受。

深入到我们的专业中，其实我们经常会发现，在帮当事人打离婚官司的时候，存在着一种很普遍的现象：

当事人会认为，如果表现得情绪更激烈，就会显得矛盾和不舍，更容易获得法官和律师的理解和支持。

因此在法庭上，非常多的当事人会靠表现得愤怒，来向大家展示自己是合理受害的一方，而一些更为复杂的真实感受，反会被当事人隐藏起来。所以这里的做自己，更多时候更像是做一个大家认可的、且合宜的自己。

我们突然意识到，当事人当下的表现，会受到他所面对的律师、法官、以及严正的法律程序，也就是法律系统中无形的规训力量的影响，为了达到他想要的结果，而被二次加工和塑造，因此当事人在我们律师面前的展示，也未必是真正的真实。

不仅是当事人，其实律师也在进行类似的“调整”。为了满足自己对中立、高效、策略清晰的执业期待，我们也会有意识地管理自己的情绪流露。

因此，无论是客户还是律师，我们都是有条件的真诚，这种真实性是在对安全与后果进行持续评估后，被协商出来的。我们都是在不断试探这个边界，然后再决定展示多少真实的自我。因此在某种关系中，在某个制度内，真实性只是一种可能性。

这个发现促使我们反思团队的工作定位。

在工作中，到底谁的真实性被置于优先地位？

过去，我们团队律师办案时，都在不自觉地扮演一个“懂法律的心理医生”的角色，总是试图去改变客户的情绪，帮他完成内心的自我和解。

我们首先作为一名律师，应该在充满对抗和限制的法律程序中，和客户创造一种“人性化”的互动关系，尽最大努力维护客户的尊严和自主权。

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是一个具备极强适应性、有伦理有纪律的协作者，本心应该是捍卫客户的尊严、为能够在暴风雨中为客户撑起一把伞而努力，而不是努力让客户的这场暴风雨停止。

因此，我们不再将“治愈情绪”作为目标，而是致力于在法律程序之下，尽最大努力找到一个夹缝，于此夹缝中为客户的人性完整争取最大的空间。

这一认知也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于办案方法的研究思路。

过去，我们太关注律师的“善意”和客户的“感受”，但这些很难客观衡量。

现在，我们把研究重点聚焦到了我们在办案过程中的具体行为带来的影响，我们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比如怎么向当事人提问、怎么回应、在与当事人交流时该采用怎样的语气，能让当事人最大程度信任我们，对我们足够坦诚，双方可以真正交心，互通有无，并肩作战。

如果要评价一名律师，是否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绝对不能依据他发心是否足够善良的自我认知，而是看当事人的认可度，如果当事人在与律师沟通时感受到了足够的安全，那就愿意对律师给予完全的信任，袒露出自己的真实情况与复杂感受等一些重要信息。

对我们团队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理念升级。

离婚诉讼很容易陷入“你输我赢”的对抗，而对抗的过程极易摧毁尊严、激化仇恨。而作为律师的我们，不应该再越界去扮演心理医生，而是成为一个有伦理、有温度、有方法的“程序守护者”和“尊严捍卫者”。

我们应该要通过自己的专业行为和沟通模式，在系统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降低法律过程本身对当事人造成的情感伤害，并可能带来更坦诚、更高效的纠纷解决结果。

我们认为这将是Sandra律师团队把“以人为本”的理念，务实、可行地嵌入到对抗性法律制度中的一次重要探索。

当然，所有实践都离不开具体的司法土壤。

中国的离婚程序有冷静期、高证据标准等特点，也承载着社会对家庭稳定、情绪理性的期待。因此，我们律师实际上扮演着双重角色：既要为当事人争取权益，也要引导其理解并适应法律与现实的双重要求。

在实际办案过程中，我发现当事人的真实表达依赖于对律师的信任，但是这种信任是部分的、脆弱的、且持续处于协商中的，具体表现为，大家会非常迅速学会什么在律师面前能说，什么不能说，根据预判律师会接受什么、赞同什么或者评判什么，来例行公事般地调整自我呈现，由此导致的信息披露不完整，就会让律师无法了解纠纷背后真正的复杂的关系动态，最终很可能会影响案件的处理质量与最终结果的公正。

以往，我们的共情有时会无意中鼓励客户只讲“对我们有利”的部分，或者是支持其对另一方的指责，但这样反而会让当事人隐藏故事中更复杂或者对自己不利的部分。

现在我们更明确：

共情的真正目的，是让客户感到安全，从而敢于说出完整的故事，哪怕其中包含对自己不利或矛盾的内容。

我们努力成为客户复杂心境的见证者与包容者。

当我们的当事人沉默、犹豫时，那不是不配合，而是在压力下的权衡。我们需要更主动给予成熟的引导，帮助他们化解这份压力和顾虑。

在办案方法论的研究层面，Sandra婚姻家事律师团队一直致力于建立一套以客户体验为核心的实务标准。我们通过观察和验证律师的具体行为，探索哪些做法能真正提升当事人对我们的安全感与坦诚度。

挑战在于，如何让“以人为本”不是一句口号，而成为可落实、可衡量的服务准则。

过去，人们常认为离婚案件的结束就是成长，但我们团队有着不一样的想法。在我们看来，真正的成长，是让我们的当事人在和我们并肩作战的离婚过程中得到心理的治愈和心性的磨练，往后在不得不面对非己所愿的结果时，依然能维持尊严、保有对自己人生的主导感，并带着这份力量继续生活。

我们身为律师，最大的价值就是通过情感上在场、法律上专业的陪伴，支持客户实现这种“在约束下的持守与成长”，陪伴客户哪怕在即使输了的境地里，也能体面走下去。

我们团队早就放弃了在对抗性法律体系中寻求“皆大欢喜”的情感童话，现在的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在制度夹缝中捍卫人性底线的专业主义，最大限度地保护客户作为人的完整性与自主性。

我们，将会在现在的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Sandra律师团队：用“治疗性法学”办案理念，重新定义离婚律师办案如何做到“以人为本”